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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章（第1页）

通”，其实严氏讲的倒是诗的“大原则”。“羚羊挂角”本为针砭”寻

言逐句”者立说；如道膺禅师云：“学佛边事是错用心。假饶解千经万

论，讲得天花落，石点头，亦不干自己事！”（《景德传灯录》第十六，

十七）“学沸”不足以成“佛”，诗亦如此。不从自家对客体的妙悟上

着力，不粘不脱，自然“入神”，而一味寻逐前人“踪迹”，逞才炫博，

亦终“如将方木逗圆孔”而已。“香象渡河”本喻证悟之深：“兔”“马”

渡河，载沉载浮，象则“尽底”。（《优婆塞戒经》卷一）禅家所谓“须

向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水底行，方有些子气力”，诗亦如此。妙悟须“悟”

到“透彻”处、“第一义”处，即深入到客体之内在“神理”所在、“魂”

之所在，否则亦如“兔马”浅涉，终不能真正得物之“妙”。凡此均属

诗禅二者的可以相通处。

严氏识得诗的客体并非事物的原初模样，而是经过诗人“妙悟”化

了的，足以显示事物“神理”的美的图画，如“水中之月，镜中之象”

等等，这里本已隐隐逗漏出了一个“第二自然”，即一个清晰生动（或

“透彻玲珑”）的艺术“境界”来。惜严氏之“悟”毕竟有其“分限”，

他不从此处着力，反而止步不前了。一则严氏教人，对实在的“月”与”

‘象”本身（即现实的自然人生）之直接“悟入”，似乎远逊于对古人

诗作的“熟参”，因而他的“水”与“镜”终竟多属他人（譬如盛唐诗